“江南两省漕银正额三百万两，对我精华国库而言不算多，就算减免一半，对江南粮户而言，也不觉有大宽松。”
宋既刚说到这，刘兴纯插嘴道：“这偏差就在，漕银还是遵还是额征的吧。一石一两，现在江南市道上一石梗米才六七钱，粮户卖给粮商怕只要三四钱，三石才气完一石的额银，粮户当然要叫苦！”
“那……我们该如何办？”
听到这个数字，刘兴纯都牙痛似的抽了口冷气。
明清虽都设有漕运总督，总掌漕事，但跟明时设置粮长，将漕运事件以徭役体例分摊到官方的手腕分歧，满清漕运的官办体系非常完美。从漕运总督到粮道，再到州县粮厅（即县丞），再到总书，也称漕总，构成一整套漕运办理体系。
宋既谈到这一点时，也觉这个题目很庞大，只简朴谈了两点。
包含安徽、江苏两省的江南，漕额为179万4400石，几近占漕粮一半。明时是官办民运，清时是官办官运，并且详细包办的满是旗人，每年八月十仲春起解北运。
“田赋是处所税，朝廷税在工商，对比南边范围，待诸事理顺后，十年后可到五千万。但江南废了厘金，工商税需一步步建起，三年火线可初成，大略达到一千万范围。一进一出，总括算下来，三年内朝廷要向江南八百万。”
“一是我精华商货大通，多了南洋米调剂，北运粮商又为赢利而借势打压，米价天然会低，这是知识。”
当然，杂派被收上去了，新一轮杂派又顶着其他项目呈现了，粮户承担又重了一层。湖北、江西和北方各省，满清不是重兵压境，就是统治安定，没起甚么大乱。可在江南，精华自龙门而入，这重压有了出气口，开端有掀满清桌子的迹象。
基于此难逆实际，李绂只好上奏朝廷，建议不再征漕粮，而是直接征收银，在江南各个漕口买粮北运。当然，精华粮商跟江南粮商合流鞭策此策的背景就隐在前面，为李绂建言改粮为银的钱谷幕僚，但是吃足了各家粮商的银子。
谁都晓得江南将来一片光亮，仅仅安徽、江苏和浙江三省，人丁就已超精华，足有四千多万，本就富甲天下。改制以后，就算中心所得不如广东，如何也能媲美福建，到时精华国入就是上亿两白银的范围，上亿两啊……这但是不必养处所官处所军队，只插手部分处所事件的支出，能办多少大事！？
他还不平，正要深谈，李肆道：“这两桩事是国体相争，是大事，漕事相对较小，能够先行动手，且听宋既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