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最关头的题目就浮出了水面，那就是粮价太低。
“就漕事而言，江南漕银系于跨几省的漕事，难以如本土那般，直接划归处所赋税。眼下江南行营还要给各漕运公司补助，就是要稳住与漕事有关的各业人色。这可不但是漕银正额，安徽江苏漕银之前正额是三百万，算上加耗和杂派，靠近八百万两。撤除各层剥削，两省漕事触及民人的也该有五百万两，江南行营每年起码要补助两百万……”
也就是如许的心机，让他、宋既和翰林院、政事堂一帮人在定下漕赋之策时，并没有想得太深，更没推测江南农夫的不安、不满等负面情感都会聚到了漕赋这件事情上。
考虑到丢掉江南已是时候题目，直接征银还能有所积存，雍正很俐落地点了头。雍正八年，满清漕运在江南由征粮改成征银。而征收额度却并不随粮价而变，而是以雍正三年，一两一石梗米为基准线高低浮动。征来的银子也不是全数买粮，三成直接拨解入京。
“江南米价近于一体，城镇之民倒是受了益，可粮农却怨声载道。江南跟两广福建分歧，两广福建务农者最多占一半，一半里种粮的也只要一半。而江南人户里，务农者十之七八，种粮也十之六七。早前皇商、官商和满清官府在粮食上得的利，大半都被精华粮商和粮代吃下，我精华粮业正重压着江南一半多民人的肩膀。”
《浒墅和约》后，精华粮商进入江南，颠末一番较量后，李绂推行的江南管束政策崩溃，粮价由暴涨转为一起下跌。同时精华粮代非常活泼，腐蚀漕事各个环节。州县漕总粮仓乃至一省粮道卖掉漕粮，直接在漕口四周的多数会采办粮食充抵漕粮，由此赚取运费差价，此事已成风潮。
李方膺一怔，豪情在这等着他呢……
得了江南，不但在财税上临时得不到好处，还要大量补助。银子从那里来？举债？国债在预算里已快占了四分之一，不能再举了，征新税？海关、殖民等税还好说，如果工商和金融税，那就得跟东西院好好战一番了。
李方膺朗声道：“陛下可广诏天下，还都南京！”
宋既点头：“账要算全，不能光看着漕银一项。”
李肆也在微微感喟，没错，这事触及到的实在还是精华与江南的民气。宋既和李方膺都出身江南，可要精华三年里为江南作巨额补助，他们都不是百分之百乐意。此时精华人，视江南人绝非蛮夷，却如何也难完整当作本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