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建东都，以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杨素代表朝廷负总责，杨达是前任的工部尚书，修建师则是宇文恺。宇文恺是隋朝的天赋皇家修建师，堪比希特勒部下的阿尔伯特?施佩尔，文帝时的仁寿宫就是他的对劲之作。宇文恺对嘴上说“务从俭仆”的炀帝内心的设法非常清楚，因为即便是真正倡导节俭的文帝也不免被都丽堂皇之极的宫殿所倾倒，而放弃其一贯主张，更不要说这个假装俭仆的新天子。仅仅十个月，一座新城就制作完成，其“轨制穷极”，令炀帝“大悦之”。
在洛阳城，每一座宫殿都是一座都会。洛阳城是都会的都会，万城之城。帝国中间洛阳不是平空制作起来的，洛阳城本身并不处在一个物产富庶的地区，就连长安。到了唐朝时，供应都是捉襟见肘。“（唐都长安）所出不敷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在隋朝时的洛阳更是如此。《隋书?食货志》就说：“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修建乾元殿的大木是从江西采来，修建显仁宫时，“课天下诸州，各贡草木花果、奇禽异兽于此中。”《资治通鉴?隋纪四》载：“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之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
洛阳不是老杨同道一时心血来潮而来，隋朝是隋文帝杨坚通过篡夺后周宇文氏建立的政权，迁都设法也是由来已久。炀帝说：“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这并不是虚言。迁都的设法确是源于文帝，用炀帝的话就是“心奉先志。”杨坚军功显赫，为后周重臣，能韬光养晦，得天下事时势使然。厥后有隋之盛也是因为文帝的干才。但是他身居外戚，篡权夺位；前朝皇室。孥戮殆尽；兼之科学鬼神，偏听妇人。对长安城天然心不足悸。文帝即位不久，即有迁都之心。庾季才精通玄象，曾测定文帝受禅谷旦，为文帝所重，对文帝迁都的心机也一清二楚，因而上奏称：“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鱼北允衣，必有迁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