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客岁已向海汉昂首称臣，浙江各州府更是已经被海汉兼并，本就没有持续对朝廷尽忠的任务，能持续征调粮食运往北方，已经算是仁义之举了。
曹崑在北方举目无亲，又担忧被漕府衙门通缉，以是从天津流亡以后也不敢直接走官道南下。先是沿着渤海湾绕了一大圈，然后去到了海汉节制下的登州府，在福山铜矿当了几个月的矿工。攒了点钱以后，才在本年春节前从芝罘港乘船回到了南边。
幸亏此行的漕军中有一名百户是与曹崑有些私交的老乡，暗中将动静通报给他，让他从速溜。参与此次解运任务的十余名粮长，曹崑是独一一个获得动静，并且赶在官府脱手之前溜掉的人。
因而在颠末协商以后，户部与漕府达成了分歧定见——此次漕粮折损颇大，启事便是解运职员在运输途中没有做好损督事情，该当承担首要任务。相干人等先当场逮捕，由漕府衙门酌情判处苦役刑期。等下次有漕粮征解任务之前，再设法从本地找一批不利蛋出来当粮长。
以崇祯年间的状况，支撑国度的梁柱都已经摇摇欲坠，经不起任何大的震惊，彻查漕运，谁都不能肯定会激发如何的连锁反应。既然临时还没塌，那大师就闭着眼过一天年一天了。
清军退兵的时候，这些船几近都被沉毁，济南城表里的粮食也被搜刮洁净，以制止黄河以南的明军策动反攻。在那场战役以后很长一段时候内，大运河都没能规复普通的漕运，德王府也没了粮食来源，不得不自掏腰包构造人马，到南边未被烽火直接涉及的兖州府去高价收买粮食。
这两地间隔朱子安糊口的济南城都在两百里摆布，德王府亲王和郡王每年从朝廷支付的俸禄中，米粮总计一万二千石，此中有相称一部分都是由漕运从南边运来。
朱子安暗自叹了一口气，接着往下看。曹崑解运这批漕粮一起到了天津，公然在本地交粮的时候碰到了费事。因为实际运抵本地的漕粮，较朝廷征调的数额少了近一半，户部派驻漕粮堆栈的官员天然不肯承担任务，回绝签收这批缺失严峻的漕粮。
漕府衙门有钱有势，乃至另有独立批示的武装力量，这可不是户部能拿捏得了的工具。那么在全部漕运体系中，最轻易措置的天然便是那些没有正式官身，包含粮长在内的官方徭役了。
朱子安当时还对此抱有疑问，莫非漕运呈现如许的乱象，朝廷一点都没有发觉到吗？
但厥后漕运慢慢规复以后，漕粮却仍然是奇货可居，代价一向保持在战时程度。这直接导致数以万计的饥民为求保存，从被战乱涉及的地区逃往了海汉节制的登州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