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也应是“诏狱”特性地点,即纠察、惩办的工具与行动的特别。比如,“诏狱”作为打击诸侯王的首要手腕,诸侯王心知肚明且不足悸,江都王刘建就有“我为王,诏狱岁至”(《汉书;景十三王传;江都王刘建传》)的牢骚。又如,“诏狱”多牵涉朝廷要人,文帝时的周勃、成帝时的王商,二人虽曾贵为丞相,但均受“诏狱”之苦,周勃乃至有“安知狱吏之贵乎”(《史记;绛侯周勃世家》)的感慨。

诏狱:作为实体监狱(即关押、囚禁犯人的场合)的“诏狱”也是存在的。两汉之际,赤眉军立刘盆子为帝,时任更始政权的盆子兄长刘恭自发得罪过深重,故“自系诏狱”(《后汉书,刘玄传》)。明显,“诏狱”也可指关押、囚禁犯人的场合,不然,我们就没法解释清楚此段话语。灵帝时,曾调派侍御史“行诏狱亭部,理冤枉,原轻系,休囚徒”(《后汉书,孝灵帝纪》),“诏狱”与保护处所治安、鞠系罪犯为首要职责的“亭部”并称,其具有囚禁犯人处所的意义自是不容否定。汉朝中心、处所的很多监狱,多因为临时收押、询问钦定案犯,性子才产生窜改而成为“诏狱”,“魏郡诏狱”、“钜鹿诏狱”等便是如此。

副贡,乡试也就是秀才考举人的测验中,没有考落第人,但成绩尚可,取入副榜直接送往国子监的贡生。

 “诏狱”鼓起的启事,两汉文籍缺载。不过,《宋史,刑法志》中的记录,对我们熟谙题目或不无裨益:“本以纠大奸匿,故其事不常见。”期间相隔长远,宋元期间的鉴定是否合用于两汉呢?笔者偏向于附和。实际上,汉朝就有近似意义的话语呈现。东汉顺帝时,大司农李固就当时推举人才中呈现的弊端上书奏言。顺帝采取其建议,“因而下诏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无惠者,免所居官;其奸秽重罪,收付诏狱”(《后汉书李固传》)。从诏旨内容中能够看出:“诏狱” 用以纠察为非作歹的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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