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前面的诸如“父既误于前，儿岂复再误于后乎”之语，如“况儿功名之念素净，若复作冯妇，更非本心”之句，再如那“不然，悬乌有之空名，蒙已然之实祸，而民气机奋，江南亦难久安也”的话说来，不过是自夸兵力薄弱，威胁清廷如果不让他如愿就持续与清廷在东南本地开打。
“制军，这前提我们接不下来的，朝廷那边也不会应允的。”
而现在，陈凯当年的说辞也获得了印证，二人亦是深感佩服。但是感慨过后，郑鸿逵却也晓得，郑胜利此番请他前来，实在也是为了能让他们这叔侄二人能够同一口径来面对清廷，如果做得好了，一定不能和缓两边的冲突。
不比永历元年才插手到郑氏个人旗下的陈凯，郑鸿逵是为郑胜利的亲叔叔，对于郑芝龙、郑胜利父子之间的干系非常清楚。
因为清廷招安的工具不但要郑胜利，还包含了虽说投闲置散，但是始终没有归附清廷的郑鸿逵。当郑鸿逵看过了这些劝降的手札后，蓦地间便想起了当年中左所保卫战期间陈凯对他的好言相劝，现在看来，就仿佛是亲见的普通。
“固然，儿于戊子岁亦已扬帆入粤屯田数载矣。不料乘儿远出，妄启兵戈，袭破我中左，践踏我国土，虔刘我士民，掳辱我妇女，残虐我郑氏族人；其他将士之财帛，百姓之钱谷，何可胜计？”
刘清泰和佟国器都朝中的主抚派，事关政绩，天然是要多加考量的。何如尚可喜一是王爷，二来更是在广东，他们有力为之。所幸刘清泰倒是成竹在胸，当即便向佟国器言道：“那就立即上疏，请朝廷下旨。只要威胁不再，媾和的事情，还是能够谈下去的。”
诚如当时的一份密奏中所誊写的那般：“胜利等作贼既久，狼子野心，臣等非敢保其不叛，亦难必其就抚。但今湖南、川、广到处用兵，力不暇及。且湖南之贼，或由江西，或由广东，皆可通闽，万一勾连狂逞，为祸愈大。故姑以招安一策，先将此贼樊笼，停战养民，察其动静；苟有反侧，仍即剪除……”
当年的旧事，实在提及来还是陈凯驳了郑鸿逵的颜面，有置郑氏家属成员于险地的成分在，为此才会使得定位战激化到了那副地步。但是，究竟证明当时确切是陈凯做对了，有了马得功、黄澍二人做样，明军的海上权威以及中左所作为闽海贸易中间的职位都获得了包管，更加进一步的减弱了清军的气力，为当年和转年的反攻缔造了无益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