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廷对刘文静停止削职削封的措置时，裴寂是甚么态度，说了甚么做了甚么，史乘未见记录。但能够想像，他应当是欢畅的。接下来的几个月，是刘文静最愁闷的一段日子了，目睹得裴寂仍然意得志满，而本身却窝囊得做寓公，心中的不平更是与日俱增。幸亏李世民的职位没有受影响，武德元年的中秋前后，薛举病死，其子薛仁杲（gao）继立（老天爷及时要了薛举的命，给了唐王朝喘气的机遇）。李世民再次率军，征讨薛举的儿子薛仁杲，刘文静也得以第二次随军出征，获得了一次东山复兴的机遇。
刘文静确切为大唐的建国立了不世之功，但他毕竟是李世民的人，是通过李世民才打仗上唐高祖而插手晋阳起步的；而裴寂是唐高祖的好友，以是和唐高祖的干系就比刘文静密切。加上唐高祖本来就有任人唯亲的特性，以是期近天子位以后，给裴寂的官位和封赏要高于刘文静。实在，即便抛开唐高祖任人唯亲的特性，如许做也有公道的处所：当时天下远未安定，天子还离不了“准萧何”如许的智囊，裴寂和他干系密切、值得信赖，是理所当然的人选。并且，放一个如许德高望重又易于节制的人在众大臣之上，也比较安然。刘文静固然非常聪明，聪明策画超越裴寂，但他脾气外露张扬，不轻易节制，分歧适放走二把手的位置上。综上所述，刘文静位在裴寂之下，几近是必定的成果。
此次得胜还朝以后，朝廷天然要论功行赏。李世民在朝廷上力挺刘文静，说他在本次交战有大功，唐高祖就把刘文静的爵位封邑都答复了，还任命他担负民部尚书（厥后的户部尚书，相称于财务部长）、兼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但本来的宰相位置――纳言这个职位，刘文静却再没有获得。李世民也遭到封赏，受封太尉、陕东道大行台，蒲州及黄河以北各府的兵马都受他批示。
在接下来的战事中，唐高祖也决计不再给李世民建功的机遇，转而利用别的人。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刘武周勾搭突厥，进犯河东（今山西）一带，唐高祖调用裴寂去抵当，成果大败，晋州以北城镇失守殆尽；接下来又产生了齐王李元吉弃守太原之事，导致晋州、龙门接踵沦陷。但唐高祖此时还是对峙任用败军之将裴寂，让他持续镇抚河东，仍不起用李世民。
再转头来讲刘文静。固然经历了失利、夺职再复职的波折，脾气倔强的他仍然没有窜改本身对待裴寂的体例。上朝时，朝臣们会商朝政，只要裴寂只要一表悲观点，刘文静就会和他唱反调，并且是不管裴寂说的对与错，都一概反对，还常常趁便出言热诚裴寂。因而，两人的隔阂越来越大，不成能再有当年在晋阳小城同榻而卧的那种豪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