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掌国计，数百里外物价高低，本日知之。人有得晏一事，予在三司时，尝行之于东南。每岁发运司和籴米于郡县，未知价之高低，须先具价申禀，然后视其贵贱，贵则寡取，贱则取盈。尽得郡县之价，方能契数行下，比至则粟价已增，以是常得贵售。晏法例令多粟通途郡县，以数十岁籴价与所籴粟数高低，各为五等，具籍于主者。粟价才定，更不申禀，立即禀收，但第一价则籴第五数，第五价则籴第一数，第二价则籴第四数，第四价则籴第二数，乃即驰递报发运司。如此，粟贱之地，自籴尽极数；其他节级，各得其宜，已无枉售。发运司仍会诸郡所籴之数计之，若过于多，则损贵与远者；尚少，则增贱与近者。自此，粟价何尝失时，各当本处丰俭。本日知价，信皆有术。
钱塘江，钱氏时为石堤，堤外又植大木十余行，谓之“滉柱”。宝元、康定间，人有献议，取滉柱可得良材数十万。杭帅觉得然。既而旧木出水，皆朽败不成用，而滉柱一空，石堤为洪涛所激，岁岁摧决。盖古人埋柱，以折其怒势，不与水争力，故江涛不能为害。杜伟长为转运使，人有献说，自浙江税场以东，移退数里为月堤，以避怒水。众水工皆觉得便，独一老水工觉得不然，密谕其党曰：“移堤则岁无水患，若曹何所衣食？”世人乐其利，乃从而和之。伟长不悟其计，费以钜万，而江堤之害仍岁有之。近年乃讲月堤之利，涛害稍稀，然犹不若滉柱之利。然所费最多，不复可为。
庆历中，河决北都商胡，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锡亲往董作。凡塞河决，垂合，中间一埽，谓之“合龙门”，功全在此。是时屡塞分歧，时合龙门埽长六十步。有水工高超者献议，以谓埽身太长，人力不能压，埽不至水底，故河道不竭，而绳缆多绝。今当以六十步为三节，每节埽长二十步，中间以索连属之。先下第一节，待其至底，方压第2、第三。旧工争之，觉得不成，云：“二十步埽，不能断漏，徒用三节，所费当倍，而决不塞。”超谓之曰：“第一埽水信未断，然必将杀半。压第二埽，止用半力，水纵未断，不太小漏耳。第三节乃高山施工，足以尽人力。措置三节既定，即上两节自为浊泥所淤，不烦人功。”申锡主前议，不听超说。是时贾魏公帅北门，独以超之言为然，阴遣数千人于下贱收漉流埽。既定而埽果流，而河决更甚，申锡坐谪。卒用超计，商胡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