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养兵百万，均匀三四十人就要养一个兵，这三四十人中，若扣去有力劳作的老弱，比例更是高得惊人，冗兵已经成为大宋最严峻的弊端，每年军费支出占去岁入的三分之二以上。
西夏更是亲信之患，频频侵犯关中，凡此各种，非镇以重兵，不敷以震慑敌胆，裁军之议由来以久，然数十年未决，皆因诸多顾虑，为社稷之安危，为鼎祚之持续，臣觉得裁军当慎之又慎。”
可惜到了元佑初年，新法被司马光全数费除，王安石的军事鼎新还没有终究成形便告短命，加上元佑年间黄河经常众多成灾、西夏年年大肆入侵，这都使得军队人数再次急剧增加，现在又达到了一百来万。
朝堂上的争辩可谓是越来越狠恶，你方唱罢我又退场，冗兵题目困扰大宋近百年，一向没获得有效的处理，很多人对此深恶痛绝。
五路伐夏失利，只能说是天不佑大宋，王韶病故太早，神宗落空了最抱负的伐夏主帅，没有抱负的伐夏主帅是此次失利的首要启事。
这些君主莫非都很笨拙吗？其心又岂盼祸乱而不欲长治久安？实不得已也；
大宋有三冗：冗官、冗费、冗兵。
但是兵不敷以威于外而敢骄于内，轨制岂能合用万世，必然日趋丛杂，如果统统轻易听任，不图改进，则与五代有何差别？是以，臣觉得，即便整军有所震惊，也需强力施为，不成轻易求安！”
无事之时髦且如此，可见有多骄横，兵士之以是勇于如此骄横，皆因御之不得术，而法制不立也！
夫取兵于民则民稀，民稀则地步荒凉，地步荒凉则赋役重，赋役重则民气离；
平治年间大宋有一百一十六万军队，到熙宁年间，王安石把军队裁为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到元丰年间稍有增加，也仅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四人。
礼部尚书范纯仁接着出班奏道：“现在大宋很多地步荒凉，耕者希少，赋税甚重。国用甚不敷者，正因养兵过量之故；
现在入京宿卫的兵士，本身不拿甲胄而让别人替拿，禁兵分发口粮，本身不背而雇人帮背，骄惰如此，怎能希冀他们流汗流血保家卫国？不过是白白破钞国用。”
今大宋立国一百多年，外平僭乱，无敢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立国不成谓不久，天下不成谓不广；
其君天下者，多数得国未久，威德未治，是以不得不养兵如儿子之啖虎狼，犹恐兵将不为所用，如何还敢制之？